《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创作于1927至1928年间的寒冬，地点是佛罗伦萨郊外的一栋别墅。彼时，D.H.劳伦斯被诊断出肺结核已两年。他自称这部作品是"一部阳具小说，但向着光明，真正向着光明"。故事背景设定在他的故乡诺丁汉郡——1912年，他正是在这里与贵族妻子弗里达·冯·里希特霍芬私奔，而当时弗里达还是他导师的妻子。热爱自由的弗里达后来与意大利军官安杰洛·拉瓦利传出恋情，1930年劳伦斯去世后，拉瓦利成了她的第三任丈夫。据信，劳伦斯生命最后几年已丧失性能力。
每个夜晚，他都会大声朗读已完成的篇章。在这些文字中，劳伦斯的哲学借由克利福德·查泰莱爵士的猎场看守人奥利弗·梅勒斯之口表达出来。克利福德爵士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从战场归来后腰部以下瘫痪，他心有不甘地允许妻子康斯坦斯去别处寻求性满足。"啊，我的孩子。对，你得抬起头来！"她的情人梅勒斯对着他称为"约翰·托马斯"的器官说道。"你真是个妙物，不是吗？"他对康妮的"简夫人"低语。梅勒斯解释道，理智的根源"在于睾丸"；女人高潮时，会有铃铛般的轻响。"温暖的性爱"能修复世间的罪恶，但前提是必须达到同时高潮——如果一对夫妻做不到，从他们"粗粝的神情"就能看出来。
劳伦斯在谈论性时幼稚得无可救药，但盖伊·卡思伯森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比劳伦斯口中的"查泰莱夫人"这本书在出版后的混乱遭遇更荒唐的了。该书在意大利和法国全文出版，却因淫秽罪名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被禁。卡思伯森如撒网般梳理了近一个世纪的歌曲、报纸、菜单、商店、漫画、电影和电视节目，捕获了一大批与劳伦斯这部最差的小说相关的转瞬即逝的琐事、花絮和趣闻。
从书籍被禁开始，到它对言论自由的影响结束，《查泰莱夫人》涵盖了F.R.利维斯和菲利普·拉金对劳伦斯的支持、凯特·米利特对他的抨击，以及多部《查泰莱夫人》电影的文化意义。卡思伯森还挖出了一幅1954年的丹麦漫画：一个女图书管理员告诉想借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男人，他长得太丑，不配读这本书；还有2016年印度《活着》杂志上题为"查特吉勋爵和夫人的情人！"的文章，以及一张班福斯邮公司的暧昧明信片，上面一个小男孩对母亲说："就这么定了，长大后我要当猎场看守人。"
如今，我们可以买到"查泰莱夫人"靴子、衬衫、束身衣、丁字裤、指甲油和耳环。还有一款威士忌叫"查泰莱夫人的另一个情人"、一种查泰莱夫人百合花、一支查泰莱钢笔，以及兰开夏、新泽西、新哈特福德、辛辛那提、芝加哥和安大略等地的"查泰莱"餐厅。1990年情人节，拉伊的乔治酒店还供应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汤"。
这些嘲弄和商业化会让可怜的劳伦斯羞愧难当。他给读者的信息是：我们应该远离物质世界，倾听身体的声音，多待在户外，并思考朴实词汇的力量。"告诉我一个词/你常听到/可一看到它印出来/你就会眯起眼，"他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一年后写的一首诗中说。
直到1960年10月的查泰莱审判（企鹅图书出版了英国首个未经删节的版本）之后，我们才能在小说中读到"fuck"和"cunt"这些词，或看到康妮在雨中裸舞，或发现她在梅勒斯阴茎上方的"红金色毛丛"中插了两朵粉色剪秋罗，而梅勒斯则用勿忘我和香车叶草编穿在她自己的阴阜上。起诉的理由是什么？"我把脚翘在桌上开始阅读，"控方律师默文·格里菲思-琼斯解释说，"如果我勃起了，我们就起诉。"我从未听别人承认过会被《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挑逗起来，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当格里菲思-琼斯问陪审团这是不是"你甚至希望你的妻子或仆人去读的书"（这句话如今已收入《牛津语录词典》）时，人们已经搞不清楚接受审判的究竟是劳伦斯的小说，还是康斯坦斯·查泰莱本人。
第一次查泰莱审判发生在日本：1951年，日文译本的出版商（该书售出15万册）被罚款25万日元。第二次审判在美国，当时邮政总局局长拒绝通过邮寄传递这部小说。1959年，格罗夫图书公司被美国上诉法院宣判无罪。卡思伯森告诉我们，这位邮政总局局长叫阿瑟·萨默菲尔德，在成为该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之前，他是"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一个汽车经销商"，还是"弗林特市基瓦尼斯俱乐部主席"。1959年5月的一幅报纸漫画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放在"美国邮局兼文学评论与审查部"的桌上。
卡思伯森的事实军火库有时感觉像是谷歌的垃圾倾倒场，他偶尔也会失控。他比较了该书不同版本的封面；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听到小说的回声（两者都使用了"沉船"和"无数"这样的词，而温斯顿和茱莉亚也在树林里做爱）；与我们分享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个人藏书中她划线的部分，然后得出结论"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她阅读时的所思所感"；告诉我们泰德·休斯曾写过一篇关于想当猎场看守人的作文，是为了参加他的11-plus考试，还告诉我们普拉斯和休斯给女儿取名弗里达——这也是普拉斯姑妈的名字。除了在英国文化中留下印记，卡思伯森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到底得出了什么结论，甚至有时他的论点是什么，都不太清楚。
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也最感人的一点是：劳伦斯把梅勒斯和康妮塑造成他心目中重生的亚当和夏娃，而他自己却认同那个受伤的丈夫。英国人总是嘲笑戴绿帽子的人，但卡思伯森指出，对美国人来说，富有却瘫痪的克利福德爵士——而非一文不名却性欲旺盛的梅勒斯——才是书中真正的英雄。毕竟，书中一个机智的旁白提醒我们："美国赢得二战时，他们的总统就坐在轮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