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美国是否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从建国之初至今，始终是一道撕裂社会的政治与文化鸿沟。随着2026年《独立宣言》250周年临近，这场争论再度被推向风口浪尖。一方试图将“基督教建国论”写进官方叙事，从白宫到街头，宗教右翼高喊着“重新定义美国”；另一方则坚持政教分离的传统，警告“基督教民族主义”会动摇立国之基。历史的真正面貌远比口号复杂——开国元勋们既非虔诚的基督徒，也非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他们在信仰与政治之间游刃有余地妥协。今天，让我们跟随几位史学家的视角，拨开250年的迷雾，看看这场关于“美国灵魂”的争论到底在吵什么。

当历史学家格里格·弗雷泽谈及宗教在美国建国中的作用时，他的演讲现场往往冷清异常。

“哪一方都不愿听我说真话，”弗雷泽坦言。这位来自加州圣克拉丽塔基督教学校——主恩大学的历史与政治学教授，发现自己总是夹在中间。

弗雷泽明确指出：开国元勋们并未创造一个基督教共和国。多位关键人物要么公然否定核心基督教教义，要么态度暧昧到让史学家吵翻天。对弗雷泽而言，这总是让台下的基督徒听众大失所望。

但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开国元勋并非那群理性主义自然神论者——他们相信上帝如同钟表匠般让宇宙运转后便撒手不管——更不是某些人笔下描绘的反宗教怀疑论者。这一观点又让坚持政教壁垒高耸的群体不满。事实上，多数开国者都持有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

随着2026年7月4日《独立宣言》250周年临近，这场关于开国者宗教意图的长期辩论骤然升温。在“美国250周年”庆典中，部分基督教活动家与作家正加倍宣扬“美国建国根基是基督教”的主张。

他们甚至在白宫找到了盟友。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在推广“美国祈祷”活动，5月17日在华盛顿国家广场达到高潮。官方参与者包括众多基督教组织与个人，其中不乏拥护“基督教建国论”者。内阁官员以公职身份发布基督教讯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宣称：“美国作为基督教国家而建立……这刻在我们的DNA里。”

简言之：这场持续百年的拉锯战——一边是世俗政府，另一边是宗教信仰——至今仍在激烈上演，其影响远未消散。

批评者与维权团体正发起反击。

“严肃的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从任何法律、哲学或宪法意义上讲，美国都并非作为基督教国家而建立，”政教分离联合组织表示。该组织谴责“某些势力企图用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谎言重新定义美国，并据此重塑法律体系”的行径。

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报告显示，6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开国者最初意图就是将美国建成基督教国家。

为何开国者的信仰与意图如此重要？

“所有人都在寻找史学家所谓的‘可用的过去’，”《美国是作为基督教国家建立的吗？》作者约翰·费阿指出。

“我们回溯历史，不过是为了找到推进特定政治文化议程的武器，”费阿说道。这位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路门中心（基督教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争论的本质。

倡导者常常回避历史的复杂性。例如，在关键历史时刻，公职人员确实代表新生共和国进行过祈祷。

“但那些祈祷能代表美国宣布独立的全部核心意义吗？”费阿质疑道，“据我所知，那次独立更多关乎税收、议会代表权、关闭波士顿港等经济政治问题。”

历史学家马克·大卫·霍尔则坚持认为基督教确实深刻影响了建国进程。他承认核心元勋们未持传统基督教信仰，但强调其他大量开国者确实虔诚，这种信仰塑造了他们构建新共和国的思维方式。

“基督教施加影响的证据比比皆是，”《美国有基督教根基吗？》作者霍尔表示。

他认为开国者对人类尊严的关注，与圣经“人按上帝形象创造”的教义高度契合。而权力制衡系统——旨在防止权力集中——则反映了当时渗透在清教徒文化中的“人类原罪”观念。

他还指出，早期总统和国会曾发布祈祷与感恩宣言（尽管引发争议），部分州在宪法批准后仍持续资助教会，这些迹象表明开国者们并不认为宗教应彻底退出公共生活。

他们相信宗教信仰对新共和国培养有道德、负责任的公民至关重要。弗雷泽在其著作《美国开国者的宗教信仰》中写道，他们提倡“宽容，但不削弱不同信仰者的真实宗教承诺”。

除落款日期标注“我主纪元”外，美国宪法未提及任何特定宗教，并禁止对公职人员进行宗教测试。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既保障宗教自由，又禁止“确立”国教。

20世纪最高法院基于第十四修正案将第一修正案适用范围扩展至各州，援引了托马斯·杰斐逊“政教分离之墙”的隐喻。自此，法院一直在学校祈祷、医疗保健、劳动法、公共土地上的十字架等议题上艰难权衡该如何适用这一原则。

弗雷泽指出，在宪法会议的官方记录或倡导宪法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圣经从未被引作任何治理原则的权威来源。他称开国者从启蒙思想中汲取了平权、政府问责、宗教自由等理念。早期宪法批评者恰恰指责其缺乏宗教内容。

《独立宣言》确实存在宗教措辞：宣称权利源自“造物主”，并求助于“神圣天意”以及“自然法则与自然之神法则”。

弗雷泽称，托马斯·杰斐逊等开国者巧妙使用了基督徒与其他宗教哲学运动追随者都能接受的术语。

即使面对“开国者是否意图让美国成为基督教国家”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也衍生出更多疑问：谁算“开国者”？“建国”究竟从何时算起？

有人认为建国始于1776年前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早期。马萨诸塞湾和弗吉尼亚殖民特许状明确宣布传播福音是根本目的。清教徒波士顿曾力图成为基督教“山巅之城”。

实践中各殖民地宗教性质迥异，世俗的经济领土野心与神圣使命并存。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对宗教少数群体的迫害引发强烈反弹。

而毁灭原住民社区、输入非洲奴隶的殖民体系所含的宗教价值观，也正经历持续审视。

美国革命前几十年，名为“大觉醒”的福音派复兴影响了众多殖民者。研究表明，整个18世纪教会成员数与礼拜出席率稳步下降，尽管殖民地仍以新教为主。

“新教”标签下涵盖的信仰范围极广，部分教会转向一神论派思想，尊崇耶稣为先知或智者而非神。

弗雷泽写道，革命时代，理性主义宗教观深刻影响了众多受过大学教育、拥有财产的精英阶层，例如《独立宣言》和宪法的起草者们。共济会——这个信奉普世上帝与道德的兄弟会组织——同样影响深远。

约翰·杰伊、塞缪尔·亚当斯、帕特里克·亨利是虔诚的基督徒；杰斐逊、约翰·亚当斯、富兰克林等关键人物信仰上帝却否定耶稣的神性；神秘莫测的华盛顿虽活跃在圣公会却拒绝圣礼，同时是共济会活跃成员。他谈论上帝时使用当时多数人能接受的措辞，如“天意”或“至高主宰”。

但与普遍认知相反，大多数开国者并非自然神论者。

弗雷泽更倾向用“有神论理性主义者”形容他们。乔治·华盛顿相信神圣“天意”在战场上拯救其性命并保佑美国。持相同态度者比比皆是。

“他们确实相信一位积极作为的上帝，”弗雷泽强调，“因此祈祷有意义，因为有人在倾听。”

即使怀疑论者也承认宗教对塑造有德公民的重要性。富兰克林曾为费城多座教堂及一座犹太会堂的建筑项目捐款。学者普遍认为第一修正案创造了宗教自由市场，基督教与其他信仰因此繁荣至今。

在演讲活动上，弗雷泽总会分发一份列有12条理由的传单，阐释“基督教美国论”如何对政教双方都构成危险。

“它最大的危害是对基督教的，”弗雷泽断言。将不符合标准的人或思想强行贴上“基督教”标签，“只会搅浑基督教本质的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