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加坡生育率持续走低，2024年已跌至0.87的历史冰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这场关乎国家未来的“人口保卫战”中，政府正集结学界力量，试图找出提振生育、改善育儿环境的良方。然而，问题远比数字复杂——从职场压力、性别分工到教育内卷，每一项都直击年轻家庭的痛点。本文将深度解读新加坡最新“白皮书”背后的政策探索与学术发现，揭示在生育焦虑与个人追求之间，这个城市国家正如何艰难寻找平衡点。这不仅是一国课题，更是许多发达社会共同面临的拷问。---

新加坡讯：研究人员正在起草一份关于生育与儿童发展的白皮书，提出政策建议供政府参考，以期扭转新加坡不断下滑的出生率。

这份白皮书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与新加坡人口协会联合制定，完成后将提交给新成立的“婚姻与育儿重置工作小组”。该大学于周四（5月21日）宣布了这一消息。

该工作小组将审视影响新加坡婚姻与育儿的多重因素，预计在2027年初公布研究成果。

新加坡的总生育率在2024年跌至0.87的历史新低，而前一年为0.97。

在该协会年度会议上，负责该工作小组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表示，政策制定者目前聚焦三大议题：经济支持、育儿压力感知以及时间匮乏。

她指出，工作小组正在评估家庭在不同育儿阶段面临的开支压力。

针对“新加坡并非育儿理想环境”的社会情绪日益高涨，英兰妮表示，解决“感知压力”需要更全面的策略。她补充说，政府计划与学生、家长、教师和学者合作，探索缓解教育“军备竞赛”的方法。

她坦言，时间匮乏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它涉及“两种美好事物之间的拉锯”。

“一方面，新加坡人勤奋工作、追求卓越，这推动了我们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英兰妮说。“但对成就的追求有时会以牺牲休息、福祉以及有时间精力去追求工作之外的人生目标（包括婚姻与育儿）为代价。”

她强调，挑战并非要在两者间二选一，而是如何管理好这种张力。

认知提升与行为风险并存

本次会议公布的研究指出，要改善儿童发展结局和新加坡的生育前景，需要更优的职场政策、转变性别规范并增强社区支持。

一项研究发现，在出生后头18个月由非父母照料（如送入托儿所或由祖父母照看）的孩子，在3至6岁期间表现出更强的认知发育能力。但他们同时也面临更高的行为问题风险。

新加坡人口协会会长杨教授解释，原因在于长时间的“非父母看护”会增加父母的压力，进而影响育儿质量。例如，主要照料者（通常是母亲）更倾向于采取惩罚性管教方式。

超过一半的非父母照料儿童，每周被托管时间超过50小时。

“实际情况是，这些母亲不得不将婴儿托管很长时间……这给女性带来了大量的焦虑和压力，”杨教授说，她同时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儿科系的成员。

她强调，为有幼童的母亲提供弹性工作安排至关重要，并表示，工作场所内设的婴儿看护服务有助于让母亲更安心。

“对于有非常年幼孩子（此处指不足18个月大的孩子）的母亲而言，延长工作时间不仅对育儿无益，也不利于孩子的发展。”

陪产假不足以改变观念

另一项研究表明，新加坡目前一到两周的陪产假，似乎并未显著提高夫妻生育二胎或三胎的可能性。

杨教授指出，在北欧国家，陪产假长达六个月到一年甚至更久，这些国家显示陪产假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她认为，两周的假期太短，很可能不足以改变夫妻在生育更多孩子方面的想法——尤其是考虑到新加坡男性在育儿和家务上的参与度，仍明显低于北欧国家。

新加坡近期将陪产假从两周翻倍至四周，并增设了额外的10周共同育儿假。杨教授表示，此举是正确方向的一步，但使父亲参与育儿常态化同样重要。

“目前，我们的陪产假使用率大约在50%。如果我们能将这个比率提高到100%，并在家庭和职场实现更平等、更公平的性别关系，再配合更长的陪产假，我们希望能看到对夫妻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积极影响。”